□ 本報記者 吳瓊

近年來，未成年人沉迷手機、網絡成癮已成為跨越國界的治理挑戰(zhàn)，保護未成年人數字安全成為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全球共識。作為大洋洲數字治理的“標桿國家”，澳大利亞近年來構建起全鏈條管控體系，政策嚴苛性與執(zhí)行力度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該國在國內推行務實治理的同時，卻緊隨美西方步伐，將未成年人數字保護異化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工具，對非西方國家的同類管控措施指手畫腳、刻意抹黑，形成“對內精準治理、對外價值劃線”的鮮明雙標。這一矛盾行為，折射出其依附西方霸權、維護數字領域既得利益的深層考量，其核心邏輯在事實面前不堪一擊。

以“護苗”為名嚴苛管控

面對國內日益嚴峻的未成年人數字依賴問題，澳大利亞通過立法先行、技術賦能、多元協(xié)同的方式，構建起“校園限制+線上管控”的雙重治理網絡，形成了一套看似完備的全鏈條管控體系。

立法層面，澳大利亞構建了聯(lián)邦與州級各司其職的管控格局。在校園手機治理領域，各州陸續(xù)出臺嚴格限制法規(guī)，維多利亞州2020年率先禁止公立中小學使用手機，2023年新南威爾士州、南澳大利亞州等跟進推行“全天關機存放”模式，昆士蘭州2024年也將政策從教學時段限制升級為公立學校學生在校期間全程關機存放，且對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設備同樣要求關閉通知功能。

而在線上監(jiān)管領域，澳大利亞走出了全球開創(chuàng)性的一步。2024年11月聯(lián)邦議會通過《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并于2025年12月10日起正式生效，成為全球首個實施未成年人社交媒體禁令的國家。該法案明確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臉書、X、優(yōu)兔等10家主流社交媒體平臺，即使有家長同意也無法注冊或使用，現(xiàn)有賬戶被批量清退，違規(guī)平臺最高將面臨4950萬澳元（約合2.3億元人民幣）的巨額罰款，而未成年人及其監(jiān)護人無需承擔違規(guī)責任。

不過，聯(lián)合國相關機構直指其政策缺陷。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澳大利亞辦事處明確批評澳16歲以下社交媒體禁令“并非解決網絡傷害的靈丹妙藥”，警告該政策會將未成年人推向“隱蔽且不受監(jiān)管的網絡空間”，而簡單禁止無法解決網絡欺凌、有害內容等問題的根源，呼吁通過數字素養(yǎng)教育構建安全包容的數字環(huán)境。

雙重標準裹挾政治考量

就在澳大利亞以“護苗”之名加碼國內管控時，面對其他國家的同類舉措，卻迅速切換至“意識形態(tài)批判”模式，將民生問題政治化、工具化，其“雙標”行為在亞太地區(qū)尤為突出，對中國的刻意抹黑更裹挾著強烈的地緣政治考量。

澳大利亞的“雙標”，首先體現(xiàn)在對西方盟友與非西方國家的差異化態(tài)度。當加拿大實施校園手機限制、新西蘭提議禁止16歲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體時，澳方公開“贊賞與支持”。然而，當非西方國家采取類似措施時，澳大利亞態(tài)度卻截然相反：印度擴大中學手機限制使用范圍，澳方竟稱此舉“可能限制未成年人信息獲取自由”，全然無視其降低成癮率的政策初衷。這種“西方即合理、非西方即異端”的評判邏輯，徹底暴露其意識形態(tài)偏見。

對于中國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措施，澳大利亞更是展開全方位抹黑與政治操弄。中國通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游戲防沉迷系統(tǒng)等舉措，顯著減少未成年人日均上網時長、降低網絡欺凌發(fā)生率。但澳大利亞刻意無視這些成效，追隨美國發(fā)起多維度攻擊抹黑，如污蔑中方模式是“信息封鎖”“侵犯未成年人發(fā)展權”。個別澳媒刊發(fā)不實報道，編造“中國學生因無法用手機導致社交隔離”等虛假案例，部分受澳政府資助的智庫發(fā)布不實報告為其政治操弄提供“學術背書”……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亞自身管控政策存在大量“彈性空間”，被其視為“科學治理”，而中國根據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特點設計的差異化管控措施，卻被貼上“政策僵化”“侵犯自由”的標簽。

霸權依附下的治理傲慢

澳大利亞在未成年人手機管控問題上的雙標，絕非簡單的政策矛盾，而是其依附西方霸權、維護數字領域既得利益的核心邏輯使然，這一做法已引發(fā)國際社會明確批評。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將自身定位為“西方價值觀在亞太的代言人”，盲目追隨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劃線。但未成年人手機成癮是全球性問題，其治理核心是“保護未成年人權益”，與意識形態(tài)無關。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多次呼吁加強亞太地區(qū)數字保護合作，尊重各國監(jiān)管自主權，但澳大利亞卻追隨美國將全球性民生問題異化為地緣政治斗爭“戰(zhàn)場”，破壞地區(qū)互信與合作基礎，導致亞太數字治理呈現(xiàn)“碎片化”趨勢。印度《經濟時報》直言，澳方對他國管控措施的指責，是“霸權依附下的治理傲慢”；多家平臺抱怨其禁令“立法倉促、缺乏科學依據”，質疑其背后的政治作秀動機。

有評論指出，澳大利亞若繼續(xù)執(zhí)迷于“雙標”行為與政治操弄，終將在全球數字治理中被孤立，其自身的未成年人保護事業(yè)也將因缺乏國際合作而難以持續(xù)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