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　燃

歷史常有遲來的公正。蘇軾廢除五谷力勝稅的建議，雖然生前未能實現(xiàn)，但在其身后的南宋時期，得到了很高的重視并采納。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偏安江南。面對北方金人的軍事壓力和內部的經(jīng)濟困難，朝廷不得不重新思考各項政策。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南宋時期逐漸確立了減免五谷力勝稅的政策。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明確規(guī)定：“諸客販谷米面麥及柴者，其稅并船力勝錢并免”“輒收稅并收船力勝者，徒二年?！币簿褪钦f，蘇軾的建議在南宋正式成為法律條文。

這一轉變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生存環(huán)境的巨變。這并非因為南宋朝廷比北宋更開明，而是嚴峻的現(xiàn)實壓力，迫使執(zhí)政者必須采取更務實、更高效的手段來維持統(tǒng)治，蘇軾的智慧恰好提供了解決方案。南宋偏安一隅，失去了大量北方產(chǎn)糧區(qū)，且隨時面臨戰(zhàn)爭威脅，糧食供應與流通問題比北宋更加生死攸關。同時，連年的天災人禍使得政府大規(guī)模的直接賑濟難以為繼，必須更多地借助社會力量。南宋朝廷不得不反復申嚴對災荒時期糧食販運的免稅政策，以鼓勵商人向災區(qū)運糧。

二是財政結構的變化。南宋朝廷對商業(yè)稅收的依賴程度更高，商稅在國家財政中的比重上升。在這種背景下，朝廷更加重視商業(yè)流通的順暢，認識到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征稅，會阻礙商品流通，最終損害整體稅收。

三是政治氛圍也發(fā)生了變化。經(jīng)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人們對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激進政策多有反思，更傾向于穩(wěn)健務實的政策。蘇軾那種既不保守也不激進、既要朝廷干預又引入市場機制、注重實際效果的政治風格，在南宋得到了更多認同。他提出的廢除五谷力勝稅的建議，既不損害朝廷根本利益，又能惠及百姓，符合南宋的治國方針。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蘇軾的同一個札子在北宋和南宋遭遇截然相反的命運，這深刻揭示了一項改革舉措和政策主張能否落地，不僅取決于其本身的合理性，更取決于其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蘇軾生前孤勇的吶喊，在北宋是“不合時宜”的理想；到了南宋生死存亡的危局中，卻成了契合新“境”的務實國策。

當然，即使在南宋，五谷力勝稅的減免也并非一帆風順。據(jù)史料記載，南宋朝廷也曾多次因為財政困難而想要恢復這項稅收。但每當此時，總會有人站出來，引用蘇軾當年的論述，力陳其弊。蘇軾還敏銳指出，即便只在災區(qū)免稅，但糧食必經(jīng)豐產(chǎn)區(qū)，沿途征稅仍會阻礙流通，因此必須全國性、永久性地免除糧食流通稅，旨在建立全國統(tǒng)一市場。蘇軾此札的影響深遠，“以法活人”思想歷久彌新。它的最大啟示是，法律的價值在于“活人”而非“困人”。最好的救濟，是創(chuàng)造一個讓人們能夠自救、互救的活的環(huán)境。一部好的法律應當滋養(yǎng)生命，創(chuàng)造生機，護佑蒼生。良法重在賦權賦能而非管死，善治猶如疏通江河，讓社會活力迸發(fā)、秩序井然，實現(xiàn)“法行無窮”的效果。

“子規(guī)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或許，比札子蘊含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蘇軾那種摒棄黨爭、不計得失、立足實踐、為民請命的士大夫風骨。